青年危机—引发“上香拜佛”的玄学热潮
    

地处江西省南昌市的佑民寺是一座在东南亚佛教界有深远影响寺庙。近年来,佑民寺的香火相较往年显得愈发旺盛,寺院里的香油烛火的消耗比往年多了整整一倍,贡品礼金的收入也比同期增高了不少。然而,已在佑民寺出家三十余年的禅让法师敏锐地发现,近两年的香客群体与往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异:“几年前,前来的大部分为信教的中老年群体;而当下,本庙已很久听不到曾经的落花鸟鸣之声,代替它们的则是熙熙攘攘的年轻面孔。”换句话说,佑民寺主要的香客群体从之前的中老年群体,已经逐渐演化为今天的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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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事实上,无论是在南昌的佑民寺、北京的雍和宫,西安的大慈恩寺,或是成都爆火的文殊院,都能看到大批的年轻人在寺庙里虔诚地烧香祈祷。周末的寺院,进入院门映入眼帘的就可见乌泱泱的年轻群体,他们有的在排队买手串,有的在磕头上香,有的在点蜡烛写卡片……

 

依据在线票务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来,全国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310%90后、00后占比接近50%。根据百度指数搜索栏,以“寺庙”作为关键词搜索,按照年龄分布统计,20-39岁人群对其关注度最高。

 

这样的数据隐约地印证了互联网上的那句流行语:年轻人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与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

 

事实上,求神拜佛并非这届年轻人的唯一选择,包括星座、塔罗、六爻、八卦……等等许多玄学相关的文化在当下也在青年群体间开始流行。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以“陶白白”为首的星座浪潮,年轻人称他为“比妈妈还了解你的人”。随着各大玄学大师的相继出圈,大部分年轻人加入了玄学的各大群聊,群里一夜之间便人满为患。更有app“功德木鱼”突然降临应用市场,它已成为用户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年轻人对玄学文化的热情日益增强,但他们对玄学文化的态度却各有不同。

 

寻求慰藉,释放压力

 

胡平(化名)是一名在校本科生,家境条件不是很好。从小争强好胜的他一直以来都是父母的骄傲,上了大学也如此。上大学拿奖学金扶持家庭一直以来是他奋斗的目标。由于快到考试前夕,胡平感到非常紧张和焦虑,非常担心自己会考砸。


期末考试如果成绩不理想,那么下学期的奖学金,评优三好学生什么的都和我没啥关系了。 一想到家里还有把自己含辛茹苦养大、辛苦务农为自己赚学费的父母,心里就更不是滋味,总觉得愧对于他们。


考前焦虑对许多学生而言都很普遍,胡平也不例外。不过他的焦虑似乎很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正常的作息时间。

 

“我室友看我这么焦虑,就想让我出门走走,一来二去也没个满意的地方,想来想去,在室友的提点下,我最终决定去了寺庙。”


胡平的室友喜好风水,但胡平自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于室友的风水玄学,他一概是图一乐,来寺庙前亦是如此。


“寺庙的环境清幽淡雅,真有那种清净悠闲之感,我一下子仿佛放松了不少,正如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那般清闲。抛开迷信不谈,这里很适合散心。”


在庄严的寺庙里,有不少身着朴素的衣裳,手捧着香烛和礼品,脸上带着敬畏和虔诚神色的人们安静地跪在佛像前默默地祈祷。大殿内香烟缭绕,佛像高高在上,香火旺盛。人们依次向佛像敬礼磕头,将礼品放置在供桌上,叩拜祈祷。这磕头请愿的步骤有的人做的也十分细致,例如叩头时手怎么放,放在哪里,头磕几下等等都有一定的讲究。大殿中传来悠扬的经音,氛围庄严肃穆。胡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对着佛像许下了自己的考试愿望。


胡平模仿着其他香客的样子,先将双手合十,以表诚心。接着,他点燃一根香,并高举过头,然后跪拜在地,虔诚膜拜。在这个过程中,胡平磕头、跪拜多次,以示对佛像的尊敬。最后,当他起身时,双手再次合十,表示感谢。整个过程中,他虔诚恭敬,尽力遵守一切的规矩和礼仪。


“我站起来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即刻都变得轻松了。希望得到佛祖的恩赐,我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现在就准备回去,把这个好的状态用于开始复习和准备考试。”


考试的日子到了,胡平很自信地走进考场。他的心态非常平和,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最终,他成功地完成了考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并不认为玄学是一种一无是处的东西,所谓的玄学,关键在一个玄字上,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玄乎,多么的神秘,而是在于如何巧妙地运用它,学会如何利用玄学为自己解压放松。”


在胡平的观念里,求神拜佛似乎仅仅是一种寻求心理慰藉的行为,他并不真正相信神佛能够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因而也从未把某种宗教升华为自己的信仰。当然,不止胡平一人,当下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各种生活压力时(如升学、姻缘……),都会求助于宗教相关的一些事物,来纾解自己的情绪,比如拜孔庙,比如问星盘,比如算周易……

 

“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只要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些都不应该归结于迷信的范畴。”

 

这其实正是许多年轻人对于玄学看法,所谓的玄学,不过是年轻人放松心灵的工具。

 

“就像我,来庙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烧香求佛,求心愿,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游玩放松的心态而来。我明白自己也需要一种方式去解脱自己,就比如这一趟寺院之行,既登高望远,舒展筋骨,又在心灵上求得一份安慰,这是两全其美的。”

 


兴趣指引,研学为乐

 

当然,还有不少年轻人将玄学当成了一门学问、一项真正的事业,他们试图通过研学窥探出世间的规律,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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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大三学生小何(化名)便是这样一个人,她甚至在与我们见面的前一天还在看黄历,并告诉我们“明天诸事顺利,宜出门”。前两年由于朋友的推荐,她也开始对玄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我每天都会在B站观看和了解相关博主发布的有关玄学的视频,比较感兴趣的有占卜和星座运势,目前我也会简单地看一些手相了。”

 

无论是在校期间还是节假日与朋友小聚,小何都会贴心地帮助朋友们看手相,算运势。这些数据她都有相关记录,希望在算运势的同时也能自我探寻其中的规律和奥秘。

 

“我认为玄学和年轻人之间,是一个互相吸引的法则。当他们的需求达不到的时候,心绪需要得到释放,玄学则是一个不需要成本,但可以很快获得心理安慰的有效途径。”

 

小何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他们总该有一个栖息心灵的地方。玄学很多时候可以解释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也能填补年轻人内心对于未知恐惧的空缺,让他们变得自信,从而更好的认清自我。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了,或许他们沧桑的脸上也该带着些许笑意吧,玄学可能是他们在这个时代里少见可以放松压力的东西了。



贾涛(化名)和小何一样,他也将玄学视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自己寻求心灵慰藉的工具,更是自己思考人生的起点。

 

“我对玄学很感兴趣,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和因果关系,可以让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环境以及整个世界,其实对于我来说这并不算迷信吧。”

 

对于贾涛来说,玄学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的对象,因为它的神秘和变化莫测,总是令他沉醉与痴迷。贾涛对于玄学的喜爱不止是嘴上说说而已,在这一方面,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空闲的时候,我曾花整宿的时间去研究星图,试图从中找出星轨的变化规律,希望参透其中的奥秘,并对未来做出预言。”

 

“参宿居上,白金居下,荧惑穿行而过”,这说明明天大概率是天晴。这样独到的见解在当下年轻人里面也是少有的。除此之外,他不单单是对于中国传统玄学感兴趣,对国外的中世纪玄学也感兴趣。

 

当然,西方玄学我涉及的比较少,因为这东西大多讲究的是魔法,脱离了与世间万物上本质的联系,这是中西方玄学的本质区别,也是我更喜欢中式玄学的原因。

 

玄学研究不仅给贾涛自己带来了快乐,还帮助贾涛与朋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另类的“亲密关系”,在平时,他们是密友,而到了考试之前,贾涛便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家信赖的“大师”。

 

“每当我们参加大型考试的时候,我都会帮室友里的每一个人算上一卦,来缓解他们的焦虑。”

 

贾涛的“大师”的名头就这样传开了。后来,不止是他的室友,其他寝室的同学也纷纷来找他“占卜吉凶”、“开运解卦”。

 

“这应该算不上是迷信吧,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对我生活产生实际性的影响,说到底是兴趣爱好使然。”

 

贾涛时常利用自己对于玄学的见解为他人解决困惑、帮助他人获得心灵上的慰藉。贾涛的室友曾经一度失眠,尤其快到考试前夕更是焦虑到夜不能寐。于是贾涛用一块厚实的陨铁磁石包含在室友的枕心里,再用檀香木装点室友的床沿,左边摆设好熏香进行安神,右边放置桃竹扇驱邪。果不其然,室友失眠的毛病没有了。

 

在贾涛看来,这是心理的暗示效果,但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暗示,为他的室友解决了长期已久的困难。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玄学不仅可以调节人和周边人和事物的关系,也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耳濡目染,是为信仰

 

其实,大多数人都把玄学当作一种工具或者是个人兴趣,并不会对玄学产生本质上的依赖。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对于玄学已经达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痴迷。如果说胡平、贾涛和小何对于玄学的态度是好奇和入门,那么秦琅生(化名)则更多的是一种信仰。

 

秦琅生已经步入社会五年了,前两年辞去了在某宗教组织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开始专注于《易经》的钻研学习。

 

通过学习挖掘,秦琅生认为玄学对于人的影响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与自我和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他人和解,以善为媒,以礼为纲;与自然和解,胸怀寰宇,心承大道。

 

从远处看,他与其他青年人并无差别。但是如果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奇特的小摆件,例如小巧玲珑、随风飘荡的铁银项链,手腕和脚踝上各有一个丝银镯。

 

银制品可以驱散邪气,通脉养心。按照网上的说法,银镯子要定时拿雨水洗涤干净,因为天上的水有灵性,可以洗涤人世间的污浊。

 

在他的家里,一进来就能看见一个非常大的佛台,佛台上的香炉积攒了厚厚的香灰。


“这位是观世音菩萨,旁侧的佛台是关公和文曲星。香火是早上续上的,我每天都会为他们上好一道头香,早上出门前我都会参拜,为自己、父母亲人以及好友祈求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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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求神拜佛对于他而言是一种信仰,其实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打他记事起,他们一家每天吃饭前必须朗诵一篇经文,然后双手合十完毕后才可动筷;家里搬家也要请最贵的风水大师来给住房算风水;每当自己大考来临,他的母亲就会带着他去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每次结果果然顺心顺意,家里平安,事事顺利,自己也成功地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这就是心中有信仰,心诚则灵吧。

 

耳濡目染,在家人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相关知识,为他人占卜算命。无论是中式玄学还是西方玄学,这些每天秦琅生都有所学习与涉及。

 

“我每天的工作很简单,但却非常有意义,一般是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顾客排忧解难。”

 

秦琅生的店铺坐落在城市繁华街角的一个小巷子里,游客络绎不绝。他每天会按时到达店铺,先是习惯性地扫去一夜落在门房上的灰尘,然后点上一颗安神的熏香,等待着上门咨询的顾客。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约,来店里的顾客大多疲惫憔悴,有的工作不顺,有的仕途不利、感情受挫、升学焦虑等等。

 

“我这里也会有不少和我年龄相仿的来客,大概都二十多岁,他们会因为各种烦恼弄得身心俱疲,同为青年人,我自然感同身受。”

 

秦琅生的服务模式很特别,他喜欢用游戏的方式将顾客带入到他设定的场景中,比如用塔罗牌的暗示和谜语,为顾客模拟出“神迹”,让顾客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让他们看到奋斗的希望。

 

其实都是心理安慰,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顾客重拾对于生活的信心。

 

秦琅生的咨询费一般是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每日线下到访的顾客少时三两个,多则七八个,节假日客流量也算可观,上门的大多都是回头客。网络平台也是他提供的一种新型的咨询通道。他在微博通过自我宣传吸引了不少粉丝,许多网民遇到仕途不顺等困难时都通过网络来咨询他。

 

去年研考前夕,由于新冠疫情相关问题,许多备考学生发烧生病害怕进不了考场并请求推迟考试,有的考生生怕考试当天发烧导致发挥不利而焦虑,纷纷在微博前来向秦琅生请教。

 

然而秦琅生面对莘莘学子的诉求,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是重拾他们对考试的信心。发放幸运锦鲤,分析考试当天之大运,鼓舞激励考生,并免费为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平稳度过考试难关。研考结束后,之前咨询他的考生纷纷前来来找他报喜,都感觉自己信心满满,发挥超常。

 

玄学在这一刻就显示出它的威力了,抛开迷信不谈,在人面对挫折困难时,只要心中有信仰,方能百战百胜。

 

除了提供咨询服务,秦琅生也会售卖一些占卜小道具,这些道具价格在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线下网络都可以买得到。

 

在他的店铺里,一盒精装的塔罗牌售价为45元,一个具有小夜灯功能的魔法水晶球80元,一个铜质的八卦镜25元,当然也有像菩提手镯这样的小挂件,每个平均在10元左右。

 

“我不强求我的顾客购买,有时候我还会主动送给一些特别需要的顾客,作为“善缘”的信物。”

 

在日常生活中,秦琅生并不会和其他人提及自己的信仰。他认为,这样做会给他人增添不必要的困惑与烦恼。他很反对用玄学的理念去糊弄他人,那样既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也是对于玄学的不尊重。

 

在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里,玄学被理解为一种信仰。就像古人敬畏自然那样,他们身处当下的社会,对于玄学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玄学是当代年轻人舒缓压力的良药

 

社交媒体的日益兴起蓬勃,同时也簇生了许多“新式玄学”。打开社交软件,就会看到许多年轻网友总结好的“拜佛礼仪”,规规矩矩、细致入微,甚至磕一次头需要几秒钟都写得很是到位。有些奇思妙想的年轻网友开创了专属于自己的祭拜箴言,有的报出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甚至是身份证号,生怕神明认错了人,庇佑不到自己身上。

 

转发锦鲤、转发杨超越……一时间在微博和朋友圈突然兴起了浪潮。锦鲤寓意吉祥富贵,这届网友就聪明地将其运用到祈福中去。通过抖音的大数据,时不时会看到“你会得到这个月以来最好的消息”的短视频,点开评论区全是网友保佑的话语。一段不到十秒的视频,居然也会在网络进行大量的点赞转发。

 

在年轻网友的眼里,只要做足了请愿的功课、转发了锦鲤,才能让自己通过考试、收获幸福,从而实现心愿。于是这股浪潮在他们中间愈演愈烈,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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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奉的同时,一些年轻网友居然开创了自己的“玄学偶像”。例如号称“头条预言家”的汪峰老师、走到哪就下雨的“雨神”的萧敬腾,以及“法网恢恢”的张学友,曾一时也轰动着整个互联网娱乐圈。

 

前段日子“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冲上了热搜,求人求己不如求佛,敲电子木鱼、积赛博功德,家中种桃花,定制庇佑手机壳……种种现象不言而喻。

 

据统计,当下年轻人中有超过40%的人对玄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伴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玄学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在各大搜索平台,以“玄学”为关键字的搜索比率同比增长了21%,其中90后占比33.21%00后占比28.26%10后占比9.54%

 

当今的大学生相信玄学,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他们往往成群结队、按需按时。每当考试来临,医学生会齐聚孙思邈的雕像前献花留言;文学生会聚在孔子像前述说衷肠;而理学生则会围绕在张衡像前寄语立誓……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考研人数将近500万人,录取率却不超过两成,考公考编的人数也再创新高。昔日被称为“港湾”的考研考公,如今已人满为患,在“人人都在内卷的时代”,正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努力是缓解焦虑的最好良药,年轻人正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曾经试图通过更多的努力去化解这种焦虑,但有时却事与愿违。于是,每逢高考、国考、研考等决定命运的大考来临之时,渴望金榜提名并且祈求转变命运的莘莘学子齐聚寺院,从而寻求他们所需要的那份心理安慰。

 

当下的年轻人生活在高节奏、高压力的时代,“丧”、“卷”、“躺”、“孔乙己文学”等等话题逐渐地表现出他们的无奈。焦虑与疲惫已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升学压力、学历贬值、结婚买房、赡养父母等压力接踵而至,当科学解决不了这些现实问题时,他们就会从玄学中寻找慰藉。

 

社会生活的快节奏需要年轻人进行短暂性的歇息,他们也需要偶尔借助玄学来释放缓解压力,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关注当下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走进他们的生活,才能发现玄学这个“救命稻草”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剂生活的良药。

 

 



    “求神拜佛”、上赛博香、敲木鱼为何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寄托?
    

分享一篇有意思的论文,关于“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关系与体系之间选择了佛系”

 

“许愿要先报上姓名与身份证号码”“能让当代年轻人心甘情愿排队的只有雍和宫”“木鱼一敲,烦恼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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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网数据显示,20232月寺庙景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且预定门票的游客中“90后”“00后”的比例接近50%

 

当代青年“求神拜佛”行为主要表现在:寺庙旅行、寺庙禅修、上香祈愿、占卜吉凶、购买与制作符咒等。

 

 

“求神拜佛”的流程有:

 

第一步是选择相应的寺庙,寺庙不同主要功能也不同,例如年轻人到雍和宫是去求事业、财运,而卧佛寺因与“offer”谐音

 

成为大学生找工作时的打卡地,到杭州红螺寺则是为了求一个好姻缘;

 

第二步是了解拜佛规矩与禁忌,包括如何拿香、上香等;

 

第三步是亲自制作或请法物,包括购买佛珠手串、祈福香囊、各种护身符等;

 

第四步是及时还愿,如果所求成真,要在初一、十五带着香、茶叶等告知佛祖自己来还愿了。

 

 

 

青年“求神拜佛”主要是为了祈愿好的事业、学业、财运、姻缘、健康等,或者只是自娱自乐地见佛就拜,与传统民间信仰并无太大差别。

 

 

 

面对多重压力,年轻人焦虑、纠结、迷茫、害怕做错选择,求助玄学希望借助“占卜算命”来缓解焦虑、解决困惑、获得心理安慰。

 

一方面,这是由于当代年轻人正处于社会流动带来的个体“脱嵌”状态,缺乏自身归属感、价值感;

 

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中时间效率化加上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陷入焦虑恐慌情绪,缺少清晰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

 

 

 

2314个“求神拜佛”的年轻人(18~35岁)

 

 

 

  • 个人年收入对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好运次数,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则祈祷好运的次数增加0.034%

     

  • 是否正在拥有全职工作与祈祷好运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

     

  • 是否拥有住房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次数,拥有住房的人更倾向有祈祷行为。


  • 阶层认同感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祈祷好运的次数,个人阶层认同每提高一个单位则祈祷好运的次数增加6.4%

 

 

▎青年“求神拜佛”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种体现。没有哪一个单因素特征的青年群体同时具有在意吉日凶日、存在多次祈祷、随身佩戴护身符三个表现,只是存在某些与“求神拜佛”相关的行为。

 

例如,性别虽然与吉日凶日在意程度存在关联,但是却与祈祷行为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又如,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存在一定的“求神拜佛”行为。

 

 

 

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存在“迷而不信”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反常识”特性。

 

例如,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反而越在意吉日凶日,但与祈祷行为、佩戴护身符行为相关关系不显著,表明对“求神拜佛”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并未有实际行动。

 

 

 

线下“求神拜佛”与线上阶段性流行的“转锦鲤”“赛博菩萨”“MBTI人格测试”“换金钱豹头像”等行为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无根本上的区别,

 

都是为了转移压力、排解焦虑、自嘲自娱、表达融入。

 

 

 

“求神拜佛”行为本质上仍是阶段式、旋风式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以后也会涌现出更多种多样的青年亚文化来助其排解焦虑、释放压力、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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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成因分析

 

 

 

1. “风险社会”里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

 

亲历过疫情的艰难时刻,觉悟出这场危机带来的创伤性经验,面对当前以及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心态与价值观均处于

 

剧烈变化和波动中的年轻人出现焦虑、盲从、追求稳定等消极、保守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

 

病急乱投医、自我治疗式地走进寺庙祈福许愿、期望获得救赎,也从侧面表明当代青年面对多重社会结构性压力时,依然对美好生活

 

存有期待,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引导、帮助和理解的困境。

 

 

 

2. 青年时间焦虑与现实困境的叠加

 

青年正处于传统文化标准“成家立业”的关键阶段,且35岁又被广泛默认要取得一定社会成就的年龄门槛,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者”,

 

这实质上是时间的过度道德化对青年群体的约束、压迫、异化。

 

现实生活中,当前青年群体“成家”与“立业”均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一些客观性、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依靠青年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的。

 

“立业”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教育回报率降低等各种因素,青年群体失业率偏高、就业质量堪忧。

 

 

 

而“成家”方面,主要指当代青年的婚育、婚房压力。

 

高昂的房价不是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以独自承担的,19982019年我国住房销售均价年均增长率达到16%,远超同期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社会对年轻人事业成功、结婚成家的评价标准并未有多大改变,但是达到事业成功、成家立业所需的客观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

 

两者的碰撞给当代青年带来更大压力与焦虑。

 

 

 

3.“快文化”焦虑与寺庙“慢节奏”生活

 

当今社会,“又好又快”成为各行各业发展进程的评价标准,不仅要求时间效率“快”,更提出结果指标要“好”,

 

时刻强调比拼主义、赶超主义、绩效主义,其后果是“速度文化”的无限蔓延。

 

青年是时间焦虑的主体,适度的时间焦虑能够激发青年主观能动性,但过度的时间焦虑则会挤压个体的自由空间,导致对青年的异化和漠视。

 

当青年的焦虑无法得到排解或超过承受极限,就会产生寻求“乌托邦”的寄托。

 

而寺庙通常建立在大自然的山水之间,气息古朴、环境清幽、没有门槛、一视同仁,与当代青年在职场和生活遭遇的“年龄歧视、

 

性别歧视、学历歧视”三大现实门槛形成鲜明对比。

 

在寺庙的短暂休憩不仅能够亲近自然、削减张力、散步赏月、吃斋饭,还能顺带许个愿,完全满足了年轻人释放身心、忘却烦恼、期待美好的空间场所需求。

 

 

 

批判青年“求神拜佛”就是缺乏奋斗精神,与批判大学生是“孔乙己脱不下长衫”是一个逻辑,都忽略了外在时代变迁、社会环境变化对年轻人造成的压力,也无视了青年在面对困境时自我反思、自我突破、自我治疗的努力。

 

 

 

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对策研究

 

 

 

1. 提高社会保障,帮助青年分担社会风险

 

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是青年面临的必然、必需性压力,关系到青年享有的基本生活质量与拥有的抗风险能力。

 

当代青年群体面临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压力剧增,需要政府和社会合理分担。

 

 

 

2. 缓解时间焦虑,为社会“快文化”降温

 

996”“007”加班文化一方面提前透支青年的身心健康,也占据了年轻人正常的休闲娱乐时间,剥夺了他们正常享受慢生活的权利;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通过过度加班来增加个人的工作量,用一个人干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来控制成本、减少工作岗位,

 

占据了其他青年的就业岗位,间接造成青年就业难问题。

 

 

 

3. 增加阶层流动,提高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本研究的2314个样本中,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110分)均值为4.3,有高达81.42%的青年认为自己所处的阶层在15分,

 

可见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感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避免阶层固化、增加阶层流动,最根本的是需要一套科学的制度,让中低层青年感受到阶层流动的希望,持续激发社会活力。

 

 

 

参考来源:夏俊苹.迷失抑或救赎?——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群鉴、成因与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23(09):77-86.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108.

 

 



    中国青年求职压力大,寺庙求签成慰藉
    

中国寺庙近期周末周围排起数百米的长龙,沮丧的年轻信徒祈祷得好签找到工作。中国经济正在从新冠病毒疫情后缓缓起步,年轻人就业彰显不易。也有很多人到寺庙去寻找宁静与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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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雍和宫内,数百名绝望的年轻求职者正急切地点燃香烛许愿,祈祷自己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位21岁余姓的研究生说:“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么你就来这里拜一拜,祈求一份更好的工作。”


据路透社报道称,失业的年轻中国人在寺庙寻求慰藉。旅游预订平台 Trip.com 显示,与 2022 年相比,今年到目前为止,参观寺庙的人数增加了 310%。虽然它没有给出总体数字或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比较,但也显示大约一半的游客是 1990 年之后出生的人。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中,中国失业年轻人占下五分之一创下了纪录。如何改善他们的前景是中国当局的一大难题,他们希望经济在 2023 年创造 1200 万个新工作岗位,高于去年的 1100 万个。

自去年 12 月取消疫情清零限制措施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复苏,但受大流行病打击的餐饮和旅游业引领了招聘,但这些行业为低技能职位提供的工资很低。

中国国家支持的北京日报在 3 月份的一篇社论中说,工作和学业上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该报说,“然而,真正在压力下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的年轻人,显然也在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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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与作家鲁迅 1919 年小说中的失业酒鬼孔乙己进行了比较。孔乙己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能从事卑微的工作。

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都斥责了那些与孔乙己进行比较的人。

但这些评论引来愤怒的回复。批评反问,“为什么不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反而去责怪1158万毕业生没有脱下学袍?”




    中国宗教概况
    

一、中国的宗教现状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宗教教职人员36万余人,宗教团体55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100余所。

    ——佛教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据统计,中国有佛教寺院3.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 

    ——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9000余座,乾道、坤道5万余人。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所信仰。这些少数民族总人口约2100多万,现有清真寺3.5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5万余人。

    ——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550多万人,教职人员约7000多人,教堂、会所约6000处。

    ——基督教(新教)于公元19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2305万人,教牧传道人员3.7万余人,教堂2.5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3万余处。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中国各宗教团体自主地办理教务,并根据需要开办宗教院校,印刷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在国民教育中,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部分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展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各宗教组织开办的宗教院校中,根据各教需要进行宗教专业教育。宗教教职人员履行的正常教务活动,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干涉。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中国各级政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过程中,也为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出了巨大努力,平反了宗教界人士蒙受的冤假错案,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每年恢复、新建教堂约600所;到2011年底,累计印刷发行《圣经》达5800多万册,并受到多种免税优惠;从1958年至今,中国天主教已先后自选自圣主教近200位。近十余年中国天主教培养、祝圣的年轻神甫有900多人。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中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各宗教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天主教、基督教的“作光作盐”、“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

    在中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未发生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也彼此尊重,团结和睦。这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兼容、宽容等精神的影响,更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教关系。

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为宗旨,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包括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规范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明确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等方面的管理制度。

    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应省级以上宗教团体的邀请讲经、讲道,可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可的场所举行外国人参加的宗教活动,可以邀请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为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可以携带自用的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用品进入中国国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或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实行。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提出:“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提出:“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无论信仰宗教的公民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这决定了各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会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把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在完整意义上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

    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利益。因此,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宗教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倡导宗教要与之相适应。这种相适应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信仰,不是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这是符合信教群众和各宗教本身的根本利益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邪教组织的为首分子或歪曲宗教教义,制造邪说,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煽动推翻政府;或利用迷信,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严重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对此深恶痛绝。中国司法机关对这类严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正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法律尊严,为了更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犯罪,与宗教信仰无关,中国没有人因为信仰宗教被惩处。当今世界,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类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行政保障和监督  

    在司法保障方面,中国对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为有明确的惩处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干涉他人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行为,以及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的行为等,应予立案。近年来,中国司法部门依法审理了若干起违反国家有关法律、严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的案件,对责任者予以惩处。

    在行政保障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设立了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不干涉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

    《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的合法权益均做了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信教公民在政治权利、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社会经济待遇、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与其他公民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不受任何歧视。信教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有遵守本宗教规定的生活习俗和禁忌的自由。遇有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有权向政府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行政和法律保护。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委员。他们代表宗教界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参与国家大事和社会重要问题的讨论,并就政府涉及宗教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批评或议案、提案。

四、对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的支持 

    中国的宗教事业由中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来办,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

    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斗争中,由中国宗教信徒自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 

    ——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等,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中国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之人”,中国官员不得查禁中国信教之人等。

    ——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 

    ——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1870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朝官府处死中国民众20人,流放25人。 

    ——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抗战胜利后,一些西方传教士煽动宗教徒仇视人民革命,甚至组织武装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敌视新中国,策划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数次发出“通谕”,煽动教徒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利用来充当这些不光彩角色的同时,还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变成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中国籍神职、教牧人员和广大教徒处于无权地位。20世纪40年代,中国天主教20个总主教中,外国籍占17人,中国籍仅3人;在143个教区中,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中国籍主教只有20余人。 

    中国基督教界早有人提出摆脱外国教士控制的主张,并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自立组织的活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教会真正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是根本不可能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提供了历史条件。1950年7月,吴耀宗等40位各教派负责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国基督徒拥护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负责人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尔后的三四年间,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基督徒达4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二。自此,中国基督教走上了“三自”道路。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主张割断与帝国主义者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一宣言得到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响应。尽管梵蒂冈一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治行动,中国天主教仍在1957年、1958年先后将选出的一名代理主教和两名主教报梵蒂冈。然而,梵蒂冈竟以“超级绝罚”相威胁,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天主教徒的感情,中国天主教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信仰上,中国天主教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是一致的;在教会管理上,一切内部事务均由中国天主教教会自主决定。 

    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也使教会和宗教活动有了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总数是1949年的30多倍。中国天主教97个教区,均由中国主教或教区长主持教会工作。 

    中国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同时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组织进行交往和联系。对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主权,尊重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事业的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教会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1991年2月,中国基督教协会正式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中国天主教还先后派代表出席了“第五届‘宗教与和平’国际会议”和“世界天主教青年大会”等一些国际宗教会议。近年来,中国教会向国外选派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并聘请外国教师和学者到国内的神学院校讲学。中国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国际友好交往也日益扩大。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改善同梵蒂冈的关系。但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二,梵蒂冈不得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只有在国家关系改善后才能谈宗教问题。无论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是否改善,中国政府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天主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和自选自圣主教。

五、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政府执行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风俗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政府在致力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进步,提高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特别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对各民族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进行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维修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寺庙和宗教设施。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藏族多数群众信奉藏语系佛教。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西藏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落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西藏地方财政先后安排7亿多元,用于维修、修复著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桑耶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各教派的重点寺庙。国家还专门拨款,支持佛教界整理出版了藏文《大藏经》等重要藏语系佛教典籍,还支持佛教界在北京和拉萨分别开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西藏佛学院。 

    目前,西藏有1700多处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4.6万多人。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以上。西藏处处可见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到处悬挂着经幡,堆积着刻有佛教经文的麻尼堆。一年一度的雪顿节中的宗教活动及传统的马年转冈仁波钦、羊年转纳木错湖等宗教活动,都得以正常进行并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尊重。 

    活佛转世是藏语系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尊重。1992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年,中国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藏传佛教活佛的传承继位也做了明确规定,以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方式,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藏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得到了西藏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鉴于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大活佛在西藏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明代、清代逐步将活佛转世纳入了中央政府管理和国有典章法制范围内。1792年,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对呼图克图以上大活佛实行“金瓶掣签”,之后形成历史定制,并固定为藏语系佛教的宗教仪轨。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转世灵童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方能正式继位。少数情况特殊者也需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方可免予掣签。“金瓶掣签”既坚持了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维护了国家主权,又在宗教上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从1792年至本世纪,在藏语系佛教大活佛转世系统中,有70多位转世灵童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后报中央政府批准的。因此,大活佛转世经由中央政府批准,是藏语系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维护藏语系佛教正常秩序的关键。 

    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对穆斯林的朝觐,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了各种服务,受到穆斯林的称赞。2007年以来,每年有组织朝觐人数都在万人以上,2011年达到1.37万余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有11.3万多人。在新疆,现有清真寺达2.43万多座,宗教教职人员2.9万人,满足了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中国政府也十分尊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和丧葬仪式,制定生产清真食品的法规,开辟穆斯林公墓。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了有关出版物严重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案件,维护了穆斯林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分裂国家、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民族分裂主义,坚决反对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保护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

    中国政府尊重国际社会在宗教信仰领域公认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必须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并通过各国的国内法律来实施。中国政府反对在宗教领域搞对抗,反对利用宗教干涉别国内政。 

    事实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在维护人权包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来源: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中国宗教概况 (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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